文／哈瑞·刘易斯

    一种说法是评分可以鞭策学生更努力地学习，防止他们调皮捣蛋。但学生讨厌评价一一不是因为评价让他们不得不努力学习，而是因为这样的评价使他们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。想成功就必须付出努力，但当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公平性丧失信心的时候，考试便成为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，学生则是其中的“暴民”。

    通过评分促使学生努力学习，“这鼓励了一种为分数而分数的反学术倾向，打击了为学习本身而努力的动机。学生的成长因为追求分数而受到抑制。这一制度还导致了不恰当的选课方式，抄袭也因此层出不穷”。教授应该尽量让课程变得更有趣、好玩、精彩一一或者与该学科之外的人类知识与经验更紧密结合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这门课程可能只包合了教师想教授的内容，而不是学生想学习的内容，或者学生只是被迫凑够学分而已。

    另一种说法是指，评分可以鉴别和奖励卓越，让最优秀的学生充分发挥潜能。如果要衡量其价值，就要将其具体量化。但量化的标准一旦设定好，学生就有机会利用规则的漏洞来提高分数。

    “学术卓越”固然可以激励学生，但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无法实现卓越时，他也被剥夺了学习的动机。

    此外，这种衡量卓越的方式不准确，甚至具有欺骗性质。表面看上去，平均成绩似乎是一种客观、公正的测量方式，但“精确”不等于“准确”。而要形成一个统一的“计量标准”是很难想象的，尤其是让弦理论专家和浪漫诗歌专家“以相同的方式评分”，就更难实现了。

   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卓越作出客观评价，那就不应该由从事教学的人来评价自己学生的成绩。现实中之所以教授可以为学生评分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加中立、客观地作出评价，而是因为分数本就不应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测量方式——这样做是对分数不恰当的使用。

“鉴别卓越”理论的大多数缺陷；也存在于“鉴定学生成就水平”理论中，当然，后者还有其他一些弊端。不管是否存在分数贬值的现象，用人单位很少关注哈佛的平均成绩。他们看重的是具备特定技能的学生．这一点也许可以从相关课程的分数中看出端倪。他们肯定看重交际能力强、具有团队意识的学生。很多单位似乎相信，考查课程成绩并非选拔哈佛学生的最好途径，他们转而使用非学术标准。

    在大多教授眼里，给学生的平时作业和期末考试评分，仅仅是为我们的教学服务的工具罢了。它需要学生能够理解教师的评分方式，教师不能只关心优等生或有潜力的学生，而要平等地对待所有学生。也就是说，分数的意义主要在于围绕课程建立起的师生交流渠道，而不在于分数和其他课程，或与其、他学生的分数相比较，也不在于外界怎么理解分数。哈佛过去的后进生远不如现在的后进生有天赋，当时的代理校长安德鲁·普雷斯顿·皮博迪对班级排名的问题作了精辟评论，他指出：每一名学生，只要他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，正常参加大学学习，每天准备功课时一丝不苟，那么就应该受到尊重和宽容。有很多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，但在记忆文字和细节方面有与生俱来的缺陷。具有类似情况的学生，很多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……他们的位置维持了排名靠前学生的自尊和积极性。